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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


  山河村成长方形,座落在一座小山跟前。它总共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,每家正房的门都朝南开,真所谓开门见山了。村后面是一片平原,其实也只有里把宽,就挨着了黄垒河。象这一带几乎每个村庄边上都有条小河一样,山河村西头也有一条从南至北流进黄垒河的小沙河。人们很少叫河的名称,实际上密如蛛网的山水河也大多没有名字,全以它们所处村庄的方向来叫。山河村的人称黄垒河就叫北河,村头的小河则唤西河。
  清明节这天上午,一个九岁的男孩子,跑到离村一百多步远、靠近西河堤的一幢独立茅草屋门口。他推门,门从里面插着的,就叫道:“姐,玲姐呀!开开门哪!你闩门做么呀?”门开了,一位少女出现在门口。有话道,“人是衣裳马是鞍”,意思是人要穿戴得好才美丽。这话不见得全对吧?这位姑娘的装束很素气——一身粗布的蓝褂黑裤儿,但是她一出现,不由得使人眼睛一亮,非留意端详一会不可。她那在女子中数上中流个的细苗苗的身躯,结实而柔韧;黑黄的柔发搭到耳朵下梢,陪衬着圆形的脸庞,面色透着红晕。而最惹人注意的,是她那双黑得象涂着墨一样的眼睛,又灵敏又深邃,在不算黑的细眉下闪动着。
  她,姓曹,名春玲,加起来就是她的大名——曹春玲。不过,姑娘已过了十八个生日,这个名字才有七年的历史——是解放后上了学才有的。那些年按乡下的老规矩,女人不上学一般是没有大名的。给闺女起名也都是一个音,自然在前面要加个“小”字;只有到快好出嫁了,再在名字下面添个“子”字,客气点的人才在加“子”字后把“小”字去掉。春玲当然也不例外。这一带解放那年春玲十一岁,她上了学。先生给新入学的女学生起学号,也和给男学生一样,原名冠上姓。结果女学生的名字就成了:江小妞、江小英、江小红、孙小情、蒋小花、曹小玲……总之,中间那个字都是“小”字。曹小玲很不高兴,逼妈妈将中间的字换换。但是母亲说不好换,她起不了。小玲自己在书皮上把“小”改成“大”,成了“曹大玲”……后来她的大姐自己起了名,叫曹春娟,二姐随着叫曹春梅,小梅高兴地立刻跟姐姐们学了……这时间,春玲提着盖有白毛巾的小竹篮,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,看着门外的男孩子说:“咦,明生!你不去给烈士扫墓,回来做么哪?”
  “谁不去来?是老师叫俺回来的,要我帮你给妈上坟……我就到北河树林里拔棵小松树,好给妈裁上。玲姐,你看,这不是?”明生把手里的小松苗,炫耀地在姐姐面前晃了晃。春玲那明亮的黑眼睛忽闪几下,眉尖一蹙,说:“那好。”又问道:“那你怎么这长时间才回来呀?”
  “我看了会打仗的。”
  “谁打仗?”春玲关心地问道。
  “是老东山大爷,他又在村后骂人。
  春玲皱了下眉头:“为么事?”
  “谁把他的麦苗踩坏了几摊。”
  “唉,这也犯得着!”春玲叹口气,“还有谁?”“就他自个哩。”
  春玲禁不住笑了:“没有对手,也算打仗?你净嘈蹋人家。”明生翻着大眼睛,兴致勃勃,又比又划地说:“我是说,他又吹胡子又瞪眼,嗓门惊得南山响,比几个人打仗还热火哩!”
  “他还在骂吗?”
  “不骂了。想是没人理他,自个也骂累啦。姐,他要来找咱爹,给他抓踩庄稼的人。我说俺爹上区里开会了,妇救会长在家。他撅着胡子找她去了。”
  春玲看着门外一步一颠的老母鸡,自言自语地说:“唉,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!真不知他的脑子怎子长的,就那样没缝子。”
  “姐,你说谁?”明生瞅着姐姐那副认真的模样,很奇怪,“是老东山吗?”
  “又叫老山东!人家都末大年纪,名是你叫的吗!”春玲教训弟弟道,“我嘱咐过你几次啦,老不听话。”“又忘啦!接受姐的批评,下次改。”明生笑着,又问道:“哎,姐呀!我听人说老东山大爷和咱家还是亲戚,是吗?”春玲脸露羞赧,支吾道:“谁瞎说?”
  “人家都说,说姐是他儿媳妇。姐呀,我可不同意你到老东山家去当媳妇,他那样顽固……”
  “明生,快不要乱说。”春玲打断他的话,”姐谁的媳妇也不当,老在家当你的姐姐。哦,”她理了把头发,“天不早啦!走,兄弟,给妈上坟去吧!”
  原野上,一片早春的景象。草木在发芽,麦苗试图离开地皮,向上拔节;而最显眼的是分布在各处的一簇簇的坟丘。三三两两的人们,都在忙着向坟上挂纸,燃着的打着青铜钱纹痕的黄纸和香的轻烟,懒洋洋地缭绕着。在平原最西边的山麓处,有一片苍翠的松柏,那里面躺着十九名八路军战士的遗体,烈士们已长眠五个年头了。这时,烈士的墓地上响起呼口号的声音。每年的清明节一到,除了有组织的学生给烈士扫墓、献花圈、修整墓地、植树、栽花……许多人也自动地、络绎不绝地去给烈士上坟。
  春玲姐弟俩,在一块黄土地边的坟茔前停住了。
  墓,母亲的墓,还有些新。那上面长着的几堆蒿草还没发青。去年插上去的几枝迎春,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力特别健旺的缘故,已经活跃地长起枝藤,翠绿的叶儿陪伴着金黄的花朵,花瓣上滚动着露珠,在艳阳下闪烁着美妙的柔光。
  春玲看着母亲的墓,感情在全身激烈地翻腾起来了。她的手颤抖着去掀开篮子的手巾,但又停住,吩咐明生道:“兄弟,你不是要给妈栽树吗?喏,你到那边湾里提点水来,我在这儿挖坑。”
  “好。”明生应着,提起小水桶就走。
  “少提点,别弄湿衣裳。”春玲嘱咐着,见弟弟头也不回地去了,急忙蹲下身,从篮子里端出两碗用粉条猪肉做的菜,恭敬地摆在坟头前面,又拎起小瓷酒壶,敬重地向地上浇着。
  酒浇在地上,姑娘的泪水涌出眼眶。一滴滴酒,一行行泪,一会就分不出洒在地上的是酒,还是女孩子的泪水了!
  春玲的母亲是去年——一九四六年夏天去世的。这是一位在老解放区常见的母亲。抗日战争头几年,她指望子孙后代摆脱长期苦难的生活,接连把两个女儿送给了革命。第一次给这位爱子如命的农妇的打击,是她的大女儿春娟进据点开辟工作,被敌人杀害了!这打击来得太沉重太无情了,她因此病倒了两个多月。之后,母亲渐渐爬起身,站起来,打发他最大的,其实才十六岁的儿子明强参加了八路军。当敌人的据点攻克后,找回了春娟的尸体。母亲按年岁八字寻觅到一个死去的男青年,把她女儿的和那青年的灵柩并埋在一起,结个“鬼亲”。为这事母亲和丈夫吵了一架,也是二十多年夫妻俩吵得最严重的一次。
  死别固然悲怆,生离也使人痛心。春玲的母亲长年累月为儿女们担惊受怕,盼望他们能回到身边,让她摸几把;可她想到,当母子相会那暂短的一面后,接过背包,心没定下,就又得给他们打点起程的行装,孩子们要看着妈妈的眼泪走出门去,她就又不愿要子女回家来了。有泪就自己背后流吧,别让孩子们看见,省得扰乱他们的心。
  当然,母亲也有过欢悦幸福的感受,在某种意义上讲,也许只有革命的母亲,才是人类最大幸福的享受者,至少是她们自己有这样的感觉。对春玲的母亲,最大的有两次。一次是她二女儿春梅的结婚;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了,儿子、女儿、女婿都来到她的身边,围着她,看着她,高一声,低一声,都在叫:“妈妈,妈妈!”啊!妈妈,妈妈!她的心里乐开了花,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,眼睛里闪耀着激动的泪花!她——母亲啊!最强烈地感受到,人,最幸运的是她,是做革命的儿女的革命妈妈!
  土地改革实行了,生活在上升,啊!革命,革命!这就是革命呵!
  不幸!就在这幸福的浪头上,母亲病倒了。她的身体象忍受苦痛已经达到饱和点;又似带着重伤冲锋陷阵的战士,在那胜利的时刻,却倒下了。很短促,母亲从病至死只有三个月……
  家庭失去了母亲,就失去了中心,常常也就失去温暖,失去孩子的活泼精神。
  母亲去世的起初一些日子,春玲这一家也是处在这种境况中。春玲不论怎样努力,可毕竟是个十七岁的姑娘。母亲在世时,遇到出门或过年过节,闺女的头发都是妈妈来梳理的呵!父亲是村里的指导员、党支部书记,工作极忙,加上田间的劳动,哪还有时间照顾家务和孩子?沉重的家务担子,猛一下落在姑娘肩上。两个弟弟很懂事,姐姐问饭做得好不好?他们总是说好吃,有时还故意大口吞咽来表示十分合乎口味。可是春玲明明知道这次菜里放盐多了,那次的粑粑①做得里面不熟。缝衣服针刺破姐姐的手,弟弟难过地背过脸去。春玲看着父亲和弟弟穿着宽窄不合身、针脚不匀的衣裳,愁苦地叹息。往昔,明生晚上回来习惯地要叫一声:“妈!闩门不呢?”可是母亲已经没有了,他叫出来了!弟弟站在院子里啜泣,姐姐在屋里垂泪……春玲难过地看着和她一般大的姑娘们拎着书包去外村上高小念书,羡慕地注视着村后大路上走过的八路军女战士,恨不得上前抢过她们的背包,穿上她们那显眼的草绿色军装……每到此时,她心里就埋怨起姐姐哥哥来了:他们倒是得了便宜,翅膀硬得早,都飞出去工作、战斗,可俺却被扯在家里,脱不得身……但这种情绪在春玲心里一闪就消失了。她叹口气,咬紧牙关,遵从母亲要她照养好弟弟的遗训。她样样步母亲的后尘,炕上剪刀,地下锅灶,喂猪饲驴,经过几个月的努力,她把不会的学会了,一切做得利利索索,有条不紊,把家重整得象个家了。以姐姐代替母亲的感情,在两个弟弟身上扎下了根,他们把对母亲的依恋移植在姐姐身上。他们是那样的爱姐姐,亲姐姐,离开姐姐一步都不愿意。明生也把晚上回来问妈妈闩不闩门的口头语,改成问姐姐了。不仅如此,春玲这个不足十八岁的共产党员,是村里的青妇队长,工作从没误过,并比以前更积极了。她虽然没能继续上高小读书,可是幸亏村里的小学教员孙若西,很热心地辅导她学习,六年级的功课,春玲也学得差不多了。
  春玲母亲临终时,嘱咐丈夫不要给她烧香烧纸地过那些老规矩。她还没忘为给大女儿春娟结鬼亲惹得丈夫生了大气的事呵!随着母亲的意思,父亲没叫孩子给母亲过“五七”、“百天”……为此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,尤其是老东山,骂得最凶。今天吃过早饭,父亲上区里开会去了,春玲打算到母亲坟上看看,把墓修饰一下。可是当她一出门,就遇见许多人挑着盛香纸、奠物的漆木箱子,纷纷给祖宗、亲人上坟。春玲怔愣愣地看人们一会,就退回家来。她觉得自己这样轻率地给母亲过这第一个清明节,太不尽心,太对不起母亲了。犹豫一霎,她就学着人们上坟的做法,办了供菜,装上一小壶烧酒。她怕小弟弟见到自己的眼泪,就以提水为名把他支开了。
  春玲的眼泪象断线的珠子流着,心里想着母亲在世时的情景……忽听明生在叫:“姐呀,姐呀!帮帮忙啊!”
  春玲急忙收拾好酒菜,拭着眼睛站起身,见明生一手提着一桶水,一手举着一束黄灿灿的迎春花,来到近前。她抢上去接过水桶,微嗔道:“叫你少提点,非提这末多不可。明生,你又摘这些迎春花干么呀?”
  “给妈身上戴呀!”明生高兴地说,正要向坟上插迎春花,忽然在姐姐放水桶一转脸时,发现她眼睛亮光一闪,便立刻跑到她跟前,拉着姐姐的手说:“姐姐,你怎么啦,你哭啦?”春玲有意把脸扭过来看着弟弟,强笑着说:“明生,我哪哭来?”
  “那不是?”明生紧瞪着姐姐的两眼,“眼里那末多泪,就要流出来啦!”
  “那不是泪。你不是知道,姐的眼平时水就多吗?”春玲的睫毛忽闪了几下,把话题岔开说:“快给妈栽树吧,天不早啦!”
  明生又拿起迎春花,分给姐姐几枝,说:“先把花给妈戴上,今年的就要开过了,到明年就能全开啦!”“明生,”春玲接过花,笑笑说,“人家女孩儿爱花呀叶呀,你个大小子,怎么也这末喜欢花?”
  “我别的花不爱,就爱迎春花。真好看!”明生给母亲坟头上插上一枝花,“对吧,姐?”
  “对。迎春开花不光好看,它是迎春的,不怕冰雪寒霜,每年开得最早;年年开,也不死,越长越旺。”春玲赏着花枝,赞同道。
  “姐,等我死了,什么也不要,你把俺坟上全插上迎春……”
  “明生,你瞎说些什么!”春玲不高兴地瞪他一眼。“人还有不死的?”孩子天真地看着姐姐。
  “死是早晚要死的,可是你说点吉利话不好吗?”春玲的心里又热起来。
  “怕什么,说死也不准死。姐,你还迷信哩!”明生满不在乎地笑着说,又望着靠山的那簇烈士墓,崇敬地说道:“姐,那些八路军真是好样的,死了为大伙,大伙也都把他们当亲人。我也要和他们一样,不得病死,得和反动派拼死,牺牲!”春玲看着他那一副认真的孩子气,不觉笑一笑,说:“好吧,算你有理。就等着长大为革命流血牺牲吧!”春玲和明生回到家里,太阳快上南山顶了。驴在门外嚎,猪在圈里叫。春玲放下水桶、篮子,去喂了猪,又把牲口拉进栏里,添上草料。接着,她卷起袖子洗手刷锅做饭,明生拿柴草烧火。春玲把小米打点进锅后,叫弟弟上街玩去,她坐在灶前烧火。一会儿,一个男子的坚定粗犷的歌声,伴随着有力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:“向前向前向前!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一会,歌唱者不唱歌词了,哼哼着不合拍节的曲调,接着又唱起来:“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,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……”又是一阵急促地哼哼曲调的声音,紧接着迫不及待地高唱道——不,简直是在喊口号:“把全中国解放!”
  春玲听着这奇妙的唱法,嘴角上浮现出笑纹,来人没出现,她就站起身了。
  一位身材细高的青年迈进院门槛。首先跃入视线的,是他束皮带的腰间插着的驳壳枪。他穿着一套半新的草绿色军装,膝盖以下打着笔直的黄色裹腿。没穿袜子,布鞋是用带子勒在脚上的。此人的右臂有力地来回挥动着,左面的衣袖却是空洞洞地耷拉在衣襟上。这使他的身体显得很不平衡。他头上那顶单军帽戴得很周正,把长方形的脸庞陪衬得格外威武、严峻。三条粗皱纹刻在开朗的前额上,粗眉下的大眼睛也由于皱纹的压迫而显得小些。这些皱纹和见黑的胡茬茬虽然明显,却还是掩盖不了他那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。春玲热情地迎着来人笑着,亲切地说:“水山哥!你唱的歌真有意思,可就是天天唱,词老不唱全,调子也走了样。嘻嘻……”
  江水山停在屋门口,脸上闪着红色的光泽,说:“我不象你,嗓子好,唱歌给人听。我当了几年八路军,就学会这末一支歌,还是拣着最要紧的唱唱,日子久了,其它的词也记不清啦!”
  “等有空我再教教你。”春玲的声音又亮又脆,“快进来坐吧,水山哥!”
  江水山刚要向门槛落坐,春玲忙叫道:“等等,我扫干净。”她拾起笤帚走上前。
  “我又不是财主,还怕脏?”水山皱了一下眉。春玲扫干净门槛,笑着瞅着他的身上说:“你就这末一套新一点的军装,平时舍不得穿,勤脏常洗就破得快,那以后出门开会或逢年过节,你穿什么呀?”
  水山坐下了。
  “水山哥,俺爹呢?”春玲问道。
  “指导员他们还在那里开会,晚上回来。”江水山忽然变得严肃起来,说:“青妇队长,有任务!”
  春玲瞅着他绷紧的瘦削的黑红面孔,不由地理了把鬓发,忽闪着长睫毛,带惊地问:“什么事,水山哥?”
  江水山额头的皱纹密聚,浓眉上扬,眼睛里闪耀着火一样的光辉,坚定而自豪地说:“向反动派开火!”春玲的两腮出现了梅花窝儿,微笑着说:“呀,我当有么急事哩!水山哥,是做军鞋缝军装,还是出民工纳公粮?所有的工作你都叫向反动派开火,可让人家……”“怎么,这末说不对吗?”江水山被姑娘的轻松态度搞生气了。可是看着她那真挚热情的眼睛,又软和下来,恳切地说:“玲子妹,你怎么还不明白,咱们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,向反动派开火!比方说,做一双军鞋吧!看起来事小,可是,有一双鞋,一个战士就不用赤着脚去打仗,脚碰不坏,才能杀反动派。你说,这不是向反动派开火是什么,是,完全是!再比方……”
  “水山哥,俺懂啦,俺知道你的意思了。”春玲插断他的话,和蔼地说道,“水山哥,到底要做么工作呀?”
  江水山没回话,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张当地出版的《群力报》,递给春玲,说:“看,社论!”
  春玲迷惘地看他一眼,接过报纸,急速展开,立时,几个特大号黑体字跃进她的眼帘:《把土地改革进行到底!》“念吧,念吧!”江水山吩咐着。
  “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,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主子的大力援助下,撕毁了停战协定,向我解放区实行全面的猖狂进攻,妄图把人民武装及其根据地一举消灭。”春玲清晰地读道,“但是,敌人错打鬼算盘了。我们解放区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,有着和日本法西斯斗争的丰富经验,为时不到一年,已经粉碎了敌人的阴谋,打垮了反动派的全面进攻。可是敌人的力量还相当强大,在实行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同时,又动用了四十多万重兵,在顾祝同的指挥下,向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犯,企图将我军民置于死地。这就是说,我们解放区的担子加重了,前线要我们后方做更多更大的支援。只有这样,才能争取到解放战争的胜利,把前来进犯的反动派消灭干净……
  “……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来,地主阶级特别活跃。去年土地改革,只是在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。但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,他们伺机而起,死灰复燃,乘解放区人民忙于支前、参军等等紧张迫切的工作的时机,或者乘一些干部、群众具有麻痹大意情绪的空隙,加紧了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。最近随着国民党进攻的迫近,越发嚣张猖獗,穷凶极恶,不断有地主和反动分子暗杀干部、共产党员、积极分子和军烈工属,破坏支前和参军工作,不服从政府法令等行为,也屡屡发生……“解放区的军民们!血的事实说明了,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,对阶级敌人必须采取更坚决更有力的打击,全体人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,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,打掉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气焰,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……”
  春玲一念完,江水山立刻站起来,说:“我是赶回来布置人监视地主的动静的。区上说,前天黑夜汪家岛的村干部被地主反动派杀了三个,指导员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妈,和老婆孩子一家七口,都叫害了!”
  “啊!这末歹毒!”春玲的大眼睛瞪圆,惊怒地叫道。
  江水山聚起仇恨的目光,手往枪柄上一拍,狠狠地说:“依我的性子,头年土改就该把那些兔崽子的脑壳砍掉,叫地主王八蛋,尝尝革命的滋味!”
  “水山哥,这次对地主究竟该怎么办?”春玲问道。“依我的意见,把他们全杀掉!”江水山咬着牙说,“依你呢,春玲?”
  春玲握着拳头说:“依我也不能饶他们!可是咱说了怎能算数?”
  “是啊,不依你也不依我。”江水山压抑地喘口气,“上级的政策,还是消灭阶级,不是把每个地主都脑袋搬家。没说的,服从命令吧!”接着,他象对战士下命令一样严肃地对春玲叮嘱道:“青妇队长!你找几个积极的队员,在那几家地主周围监视着,别叫混蛋们闻风藏了东西。明白吗,青妇队长?”象受到江水山的感染,春玲挺胸昂首,坚定地回答:“放心,民兵队长!一准做到。”她见他要走,忙说:“水山哥,吃点饭再走吧,你一准饿啦!我就给你拾掇。”
  江水山手攥着驳壳枪柄,大步向外走着说:“等一会再来吃吧,玲子妹!现在,嘿!现在要向反动派开火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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