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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



  村里的主要干部从区上开会回来,天色已经黑了。山河村的指导员①曹振德,迈着沉重的两腿跨进门槛。院子里没有人的动静,圈里的猪发出沉睡的呼噜声,栏里的驴把草嚼得吱咯吱咯响。振德放下粪叉粪篓,走到屋门口,见小儿子明生伏在锅台上,借着油灯光在写字。他轻声地说:“怎么不在炕上写,趴在这儿得劲吗?”
  “爹!”明生跳起来,抢上去抱住父亲的腰,兴奋地叫道,“爹,你回来啦!怎么这末晚才回来呀?”
  父亲认为没有必要回答儿子的发问,走到炕前,把包中午饭的白包袱皮向炕里一丢,就势坐到炕沿上,随口又问道:“你哥、姐呢?”
  “俺姐去读报组念报去啦;俺哥刚走,说是去开儿童团大会。哼,我知道,明轩是哄我,他一准去剧团了。要不,我也是儿童团员,开会为么不叫我?”明生忿忿不平地说,又扑到父亲怀里诉苦道:“爹,他们都走了,只叫俺一个人在家看门,等你回来。”
  振德摘下毡帽头,用衣袖揩着脸上的汗水,安慰儿子说:“你哥姐不会哄你,是真有工作。你还小,在家看门喂牲口也好,没有你,他们也就去不成啦。你这也是工作哪!”
  听父亲一说,明生的气顿时平了。孩子这才发现,父亲那胡子蓬乱的脸上汗津津的,皱纹包围着发红的眼睛,显得很疲倦。明生陡然想起姐姐的吩咐,急忙说:“爹!你一准饥困了,我拿饭你吃。饭热着……”明生飞快地去掀开锅盖,没有气冒上来,饭不热了。他愣怔地说:“怎么不热啦……啊呀!光顾去写字,忘了玲姐叫我住一会就烧点火啦……”他重新盖上锅。
  父亲说话了:“明生,吃凉的吧,爹有事。”
  “不行,爹!你等等,一会就热啦!”明生拿草烧火。“我等不及,”振德走过来,“爹真饿啦!”
  明生这才端出饭,送到炕上。
  “明生,怎么吃纯小米饭,里面不掺菜?”振德瞅着碗里,问着孩子。
  “爹,今儿是清明节呀!”明生解释道。
  “哦,我倒忘啦!”振德醒悟,象对儿子又似对自己说,“粮食这末少,过节也是小事,备荒要紧……”“爹!俺姐也这末说,她自己还是吃的地瓜叶粑粑,我和哥费了好大事,她才吃了两口小米饭。”明生抢着向父亲说,见父亲端着碗出神,又催道:“爹,你快吃呀,吃呀!”振德扒下一碗饭,放下了筷子。明生忙问:“爹,你怎么不吃啦?”
  “吃饱啦。”振德拿起帽子,站起身。
  “爹,你要上哪去?”孩子心慌地瞪大眼睛。
  “开会呀。”
  明生抢到父亲跟前,抓着父亲的大手,恳求道:“爹,我跟你一块去!”
  “家里没人,牲口谁照应呢?”
  明生心跳地说:“爹,我怕……”
  “怕什么哪?”振德微笑着,“傻孩子,还信神鬼吗?听话,在家写字,听驴叫就给它添草。时候不早啦,爹事情要紧。”
  明生没回答,放开父亲的手,垂下了头。父亲见儿子的神情,才真感到黑天瞎火,把个九岁的孩子撂在靠野外的孤屋里,他怎能不胆怯呢?振德把小儿子的手拉起来,疼爱地说:“明生,难过啦?”
  “没有。”明生喃喃着。
  振德把孩子的头扶起来,明生的黑眼睛里滚动着晶莹的泪水。父亲安慰、鼓励他说:“明生,你一向胆子大,今夜怎么就小啦?听爹的话,别难过,别使性,儿童团员,什么也不用怕!”
  明生瞪大两眼紧看着父亲,回答道:“爹,我不怕。你走吧,别误开会!”
  按照惯例,山河村党支部委员会都是在孙俊英家召开。这是因为,支部宣传委员孙俊英的丈夫江仲亭也是共产党员,住地僻静,家里又无别人。这孙俊英是位二十八九岁的女人,因为从小没干过粗重活计,也没生过孩子,又会修饰,看样子比实岁更少嫩些。她个子挺高,细条身材,头发擦着麻油,皮色白黄均匀,一层薄粉蒙住了脸上的雀斑。只不知为什么,她不管有病没有,一年到头前额上总并排着三个火罐的紫痕。
  象往常一样,孙俊英迎接这次来开会的第一个人,又是哼着《解放军进行曲》的武装委员江水山。
  “呀,大兄弟!又是你模范,嫂子早在迎你啦!快上炕坐吧!”孙俊英满脸堆笑,亲热地招呼道。
  江水山坐到炕前的凳子上,瞅着桌上的剩饭问:“仲亭哥出差回来了?”
  “啊……”她有些脸红,沉吟一霎道:“大兄弟,你还不知道你哥的身子?肩膀的伤口又发啦!”
  “发啦?”江水山惊疑地说,“那伤口好了有两个年头……”
  “唉,谁知道呢!”孙俊英忙插断他的话,“这几天伤疤又发紫啦,怕是挑东西压坏的。今早上派他去抬担架,我把干粮都预备好了,可谁知他……大兄弟,我怎么能让你哥去呀?
  要不,你们好批评我不爱惜荣誉军人啦,哈哈!”“那他上哪去啦,还不回家吃饭?”水山的声音很沉闷。“他那人的牛脾气,你还不知道?”孙俊英两手在胸前交叉地握着,很轻快流利地说道,“他的手一时也闲不住,老想多打点粮食增加生产。我看哪,不是你嫂子夸女婿,下次选劳模,你仲亭哥真能算一个……”
  “下地这时还不回来?”水山的声音有些烦躁了。“唉!”她叹息地说,“怕是在西岗上开那点荒,你还不知你哥那牛脾气?一件活干不完是不住手的。”
  江水山生气地说:“出差怕累,下地倒不在乎。”“啊,大兄弟!”孙俊英急忙插上道,“说起来你嫂也生气,他呀,就是那个牛脾气,你还不知道……呀呸!你这猫东西……”她忽然叫着,奔西间赶猫去了。
  江水山的耳朵比一般人的都灵敏,他可没听到西间有任何一点响动。他心里很烦闷,很生气。
  江仲亭和江水山是叔伯兄弟。一九四一年春天,水山鼓动了仲亭,甩下给地主干了五年长工活的镢头,一块参加了八路军。弟兄俩一直在一起。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夕一场攻打县城的激战中,江仲亭为抢救负伤的排长江水山,也挂了彩,两人一块进了医院。当失去左胳膊的江水山复员回到村,江仲亭已在家结婚三个月了。对一个穷哥哥成了家,水山当时感到高兴,两个人——应该说加上嫂子孙俊英——来往仍是亲切。可是水山越来越觉得仲亭变了,他只顾种自己的地,搞自己的日子,不愿当干部,很少过问村里的工作。水山和他谈,批评他,仲亭软绵绵地应答着,但行动依然故我,没有转变。水山有时火了,跟他吵嚷,可是仲亭闷头听着,想打架也打不起来。就这样,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了。对于嫂子孙俊英,江水山也说不上冷热。她在村里是妇救会长,党内是宣传委员,工作积极,嘴也能讲。他有时对她的工作满意,有时对她的絮叨又很厌烦。孙俊英向党支部和水山声言过,江仲亭这个党员包在她身上,她一定使他落后不了。当然啦,做思想工作不能急,她要慢慢来……“啊,大叔来啦,这末快!哦,后面是江合叔呀!支部书记、指导员在前,组织委员、村长压后,配搭得真好!哈哈……”孙俊英这一阵尖利的说笑声,把江水山从沉思中惊醒,他抬头一看,曹振德和江合走了进来。
  刚坐下,振德就问留在村里维持工作的妇救会长孙俊英:“今天村里有哪些事?”
  “呀,可忙啦!一整天,我腚没沾座!”孙俊英响亮地回答。
  村长江合抽着烟,插嘴问道:“拨给县上的那批柴禾搬走了没有?”
  “柴禾?”孙俊英打了个嗝,不自然地笑笑,“那些事都由副村长顶着办啦。我有事离开村公所……啊!对啦,”她口齿又流利起来,向振德说,“老东山找我啦。”
  “么事?”振德留心地听着。
  “还不是他自个的事!”孙俊英忿忿地说,“那个老顽固,自私自利的家伙!为谁把他的麦苗踩了几摊,就扭着脖子找干部。叫我好一顿戗,顶得他没话说,撅着胡子走了!”她最后还学了学对方的样子,得意地格格笑起来。
  曹振德挤了几下发红的眼睛,口气严正地说:“俊英!你怎么这样对待人家?不论群众有大小事情,咱当干部的都要管,不然人家要咱们干么!咱更不能为人家落后,向他耍态度。”
  几句话说得孙俊英满脸通红,很是不自在。但转瞬间她又抿嘴笑了,说:“大叔说得对。我当时对东山叔也没怎么样,话一出口,我就知道欠妥当啦。”
  “踩庄稼也不是小事。麦子正要拔节,很脆,剜野菜的孩子又多,要和大伙交代一下。”曹振德考虑着,对江合道:“我看明天在广播台上喊几遍,叫大伙留上心。”“对。”村长应道。
  本来是七个支部委员,参军走了三个,再没补选。这样,人就算齐了,支部书记曹振德宣布开会。
  会议的内容,除孙俊英外,其它三人都在区上开会知道了。曹振德向孙俊英传达了一番,大家就具体研究扫地出门的地主对象。
  一连讨论过蒋子金等三家地主,大家都一致同意扫地出门。可是数到地主蒋殿人名下,事情有点棘手了。知道蒋殿人者,叫他名字时,前面定会冠以“老村长”,本村的人甚至省掉名字,只叫“老村长”。他这村长当得确实老,村里三十多岁的人,从能记事时就是蒋殿人当村长,直到一九四四年他才不当了。在这二十多年中,社会上发生剧烈的变化,区长、县长直至专员、省长都换过不知多少次,可是蒋殿人当的村长,却象座山一样,尽管一年四季青黄霜雪地改变着颜色,山依旧是山,不动位置。
  蒋殿人的田地、山峦在地主中间算是最少的。一开始划成份,还有人说他是富农,不够地主。他只出租少部分土地,虽说雇长工,但他自己也参加一部分劳动。特别是蒋殿人当了多年的旧村长,看起来没有欺压过乡邻,倒肯解人之危,为全村着想。一九三五年蒋殿人参加过中国共产党,虽说工作不积极,当年冬天的暴动失败后就脱党了,但也没见他做过坏事。抗战后,这一带成了根据地,经他积极要求,恢复了党籍。到一九四四年,政府号召地多的自动献出来,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,蒋殿人不执行党的决议,拒不献地,被开除出党。从此也就结束了蒋殿人“老村长”的职务。去年土地改革时,蒋殿人的部分田地、山峦也被没收了,在他家当过长工的人,也揭发出蒋殿人的一些剥削手段来。大部分群众也知道财主都是喝穷人的血养肥的,蒋殿人也不例外。然而,人们对他还是不象对其他地主、恶霸那样仇恨。这次扫地出门的政策很明确,除了个别实在开明、对抗战有功的地主分子外,一律不放过。
  会场上沉默着。江水山深埋着头,手在抚弄枪皮条,心情异常紊乱。人们都知道,江水山的父亲江石匠,曾被蒋殿人救过命,虽说石匠还是死了,但这救命之恩,水山母亲永远忘不掉。水山父亲死后那一年,家里受蒋殿人接济过,虽说东西寥寥,可是人情重呵!水山母亲叫孩子认恩人做了干爹。直到现在,每到逢年过节,水山母亲总拿些礼物到蒋殿人家去,流着泪说些感激恩人的话。就为此事,江水山一贯开会发言打冲锋的脾气,受到了抑制。
  孙俊英瞪着明亮的小眼睛,目光非常活跃地从这个人脸上跳到那个人脸上,嘴半张半掩,随时准备接别人的话头。这也是她的老习惯。
  年近五十的江合,不急不慢地抽着烟。此人日子过得中等,肯操劳,心肠软,见人家个笑脸,就能把要骂的话变成亲热的问候。他考虑了一阵子,试探地说:“依我说,蒋殿人的事还是问问区上吧,好吗?”
  “对,这是个好办法!”孙俊英立即响应。
  “上级也是根据群众的意见办事。咱们做具体工作的心里都没个数,上级根据什么说话?咱们怎么领导斗争呢!?”曹振德的口气中肯而坚定。
  “可也是,”孙俊英随声应道,笑着对江合说:“组织委员,做工作要有主心骨啊!”
  “蒋殿人和别的地主没有两样,”曹振德说,“也是靠穷人养肥的。这家伙是笑面虎,他装得那末老实,还参加过党,都是为自己保命发财。我的意见,扫地出门!”
  “这——”江合抽出烟袋,有点吃惊,“我看老村长和其它地主有区分,开明不够是事实,可他也做了些工作。要说他反动,倒值得斟酌……”
  “什么!地主不反动?”江水山陡然抬起头,粗声喊道。江合含笑地说:“水山先别急,我的意思是要看具体对象,搞过火了,不好收场;搞宽点,还能重来。对吧?”“不对!和反动派犹犹豫豫,那就是向敌人让步!”江水山坚决地回答,“我同意支部书记的意见,扫蒋殿人出门。”“我双手赞成!”孙俊英紧接上说,“我领头打冲锋!”江合失去笑容,严肃地对江水山说:“水山哪!蒋殿人对革命好坏不说,人家可救过你爹的命,也是为救咱共产党员。私情咱不能讲,可人要有良心!”
  江水山的心象被针刺了一下,脸涨红了:“组织委员!这不是发慈悲的时候。听党的话,”他站起来,激动地用手扪了下心窝:“就是我江水山的良心,就是生我的爹妈,也不能放在党上面!”
  “江合哥,”振德的脸色很深沉,“遇事要从根子上看,不能光凭自个的心思。你对蒋殿人可怜,就没想想受他压迫、剥削过的人?就说在他家当了三十年长工的冷元哥吧,血汗不是叫他吸去的吗?……”于是,振德列举了一些蒋殿人表面装好人、实际上剥削人的事实,“蒋殿人救过水山他爹是不假,那是组织的指示,同时对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危险。可尔后呢?他不是脱党了吗?一九四四年叫他拿出几亩地都不干……事情明摆着,蒋殿人的‘进步’不也是为他自己着想吗?江合哥,咱们是老相好了,你在抗战期间为革命出过力,经过生死,没含糊过。可是自抗战胜利以来,你有些变了。老哥,你的日子比俺们强,没受过那末多罪,可是也吃过苦,是老党员。咱可要对得起党和革命,别软下去啊!”
  江合没回答,低下头,抽着烟发闷。
  “我是该挨批评,遇事老向软处想。”过了一会,江合承认道,“我寻思对地主斗得差不多了,蒋殿人参加过党,也老实,有些不忍心……”
  “你不忍心他,他可忍心你!”江水山恼恨地瞪大眼睛,手握着枪柄,“敌人老实,是怕我们的枪!那些兔崽子一点人性也没有,杀了我们那末些好同志。依我说,现在上级的政策还软了点……”
  “水山兄弟,你不满意?”沉默了好长时间的孙俊英,听到水山后面这句话,她发生了兴趣。
  江水山挥了下手,坐下去,说:“当然,这里边有道理,党是对的。”
  孙俊英有些失望地轻瘪了一下嘴。曹振德问江合道:“你的意见?”
  “同意大家的,斗吧。”江合回答道。
  接着,又确定动员四家富农拿出一部分田地和山峦;研究了斗争的具体做法和步骤。支委会决定明天召开党员大会,在党内统一认识,然后充分发动群众,大后天就开始与地主阶级短兵相接的战斗。
  散会时,曹振德对水山说:“多加点岗哨,注意监视,不要动草惊跑蛇。”
  “没问题!”江水山拍着腰间的驳壳枪,“民兵们听说干地主,劲头可足啦!反动派一个跑不掉,东西也藏不了!”
  父亲死的那年,江水山十二岁。当时的情景,至今他还记得很真切。
  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初四,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区委员会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,揭竿而起,被苛捐杂税、残酷的压迫、剥削逼得在死亡线上喘息的人民,纷纷响应,向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。一夜的工夫,黄垒河沿岸七八个村庄就燃烧起来了。这火种是江石匠从昆嵛山中接来的,他成了这几个村子的党的领导者。水山记得很清楚,漆黑的夜里,狗吠四起,街上人声鼎沸。他和母亲从睡梦中惊醒,跑到街上一看,只见火把密竖,照得大街通亮,人群围在十字路口,听一个人在讲话。那声音象敲击古钟发出来的,高亢洪亮,激荡着人的肺腑。水山一听就知道讲话的是他父亲。
  江石匠站在高高的碾盘上,腰插短枪,身背大刀片,紫红的刀穗缨在火光中闪耀。他激动地向人群呼喊道:“乡亲们!抬起头来,看清俺们是谁!那些坏蛋叫共产党是‘共匪’,是红鼻子绿眼睛,杀人不眨眼的,你们瞧瞧,俺江石匠就是个共产党员!共产党就是咱们穷哥们的骨头……”人群哄乱着,叫嚷着……江石匠讲过反抗压迫和剥削、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、打倒日本鬼子与收复东北三省的道理以后,接着抽出大刀片,举在半空叫道:“走,想活下去的就跟俺们干!去把区公所收拾掉!走啊!乡亲们!”
  江石匠和他的一组党员,领着跟上来的群众,当夜攻垮区公所,枪杀了无恶不作的区长。起义的人们缴到了武器,又收拾了乡政府。当时的乡长是山河村蒋子金的父亲,这个依仗官势、血债累累的地头蛇,被暴怒的人们活活地埋进沙坑。第二天早晨,当山河村的人们刚出门,眼睛立时睁大了。在旭日东升的晴空里,在村中间小学校的高屋顶上,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!旗帜上绣着黄色的“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”九个大字。
  鲜艳的“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”的红旗只高扬了一天。当日夜半,官兵包围了山河村。江石匠掩护同志们冲出了敌人的封锁,他攀上屋顶,将红旗扯下裹在腰间,准备冲出。不幸,石匠身中两弹,从房上翻滚下来。曹振德和江合发现了他,将他送回家里。
  官兵在地主分子的指引下,挨门逐户搜捕,情势危急。水山帮母亲把父亲藏进菜园的草垛里。敌人来抓未获。住了几天,敌人搜捕更紧。蒋殿人奉组织的指示,要把江石匠送到山里去躲避。
  就这样,蒋殿人把江石匠背走了,交给了组织。
  过了一个月,江石匠在山里和别的七个党员一起被敌人逮捕了。又过了七天,牟平县城楼上挂起的标着“共匪魁首”的头颅中,有一颗是江石匠的。
  这次席卷昆嵛山、黄垒河的红色风暴,被统治者疯狂地扑灭了。血腥的屠杀持续了大半年,仅山河村就被枪杀九人。共产党员、革命战士的鲜血,沐浴了巍峨的昆嵛山,染红了壮丽的黄垒河。
  一粒种子落地,万颗粟米归仓;一人洒鲜血,万人动刀枪。人民没有被屠刀吓倒,山草越割越旺,河水越堵越大,共产党的威望越传越广,影响日益加深。在屋顶上的红旗被敌人的淫威拔掉了,但红旗已插在劳动人民的心上,和他们的心成了一个颜色,这是永远也拔不掉的。
  水山母子苦熬岁月,仇恨的种子早早地在孩子心中扎了根,水山变得刚强而易于激怒。好几次,他拿起父亲的大刀要冲出去,都被母亲的眼泪拦住了。母亲由于过惨的打击和为丈夫、儿子流出太多的眼泪,身体非常衰弱,她的眼睛朦胧起来,天一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。每到江石匠殉难的日子,水山母亲就将丈夫的牌位捧到桌上,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那面红旗放在牌位前,叫儿子磕几个头,她自己流着泪数说一番难熬的日子,然后告慰死者,她会使儿子长大成人……过了四年,江石匠和千百个革命者的血液染红过的红旗又展开了!江水山把那面绣着“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”黄字、有两个弹洞、洒着烈士鲜血的旗帜,更高地插在屋顶上。这次它不再是飘扬一天了,而是永远地飘扬下去。
  人民的武装——八路军来了,江水山立刻要参军。母亲没说什么,默默地给儿子打点好行装,吩咐儿子跪在父亲的牌位前,她含着泪,声音颤抖地说:“水山爹,要是你真有灵就听着:儿子总算给你拉扯大啦!我不忍心他离开妈,可知道你会骂我,就随你的心愿吧!”
  多年积压的深仇大恨,象火山的岩浆一样从江水山的身上爆发了!他紧握党交给他的武器,在敌人身上显威。枪林弹雨、战火纷飞的日子,江水山觉得刚刚才开始,却一晃就过去了四年多。他不知道一切,只知杀敌人,拼命地杀!受了伤,倒下去,又爬起来,杀敌人,拼命地杀!他又受伤,倒下去,又爬起来,冲上前……直到攻打县城的激战中,他率领全排首先突进城,为炸毁敌人的中心碉堡,只身冒着暴雨般的子弹上去送炸药,爬到半路被敌人打倒,只觉一阵酥麻,接着全身象着了火一样高烧……他挣扎着往前冲,但只迈了几步,就不省人事了。
  江水山躺在医院里,从昏迷中苏醒过来,当医生告诉他,必须截去左胳膊才能保住生命时,他的回答很简单:“找我的上级!”
  团政委策马飞奔而至,紧紧握住他的屡建战功的排长的手。
  江水山望着政委,急切地问:“政委!少只手,还让我打仗吗?”
  政委望着他中了毒弹的左臂,感情起伏,迟疑着。医生冲动地说:“同志!你现在是生命问题,先不要考虑其它……”
  “什么?”江水山愤怒地向医生喊道,“要我放下枪,不革命,还不如死了好!我不治。”
  “水山同志!”政委激动地说,“少只手一样能拿武器,一样干革命!听党的话,一切听从医生。”
  就这样,江水山没呻吟一声,截去了左臂,伤口没完全好,他就吵吵要出院,一个劲儿地跟院长磨。医院没法,只好让他带着绷带出了院。那天,他刚出院,就跑到政委跟前,兴奋地说:“政委,写介绍信吧!”
  “哦,信是要写的……”政委沉着地看着他左面的空袖子。“快写吧,政委!”江水山催促着,“我要赶快回连去!”“你到哪去?”
  “归队呀!”江水山很奇怪政委的发问。
  政委和蔼地微笑着说:“水山同志,组织上决定要你复员……”
  “复员?”江水山大惊,简直象霹雳贯耳,“政委!叫我——复员?”
  “是的。根据你残废的情况,是不能继续留队了!”政委带着痛惜的语调说,接着又提高声音,“但是……”“但是什么?我不听!”江水山第一次在领导面前激烈地咆哮起来,“政委,叫我回家不如枪毙了我好!”他接着,撕下左肩的绷带,狠狠地摔到地上:“妈的,都为你……”
  政委站着,静静地看着他,无声息地叹了口气。等战士发过火之后,他严肃地说:“江水山同志!别忘了,你是共产党员哪!这是对待组织决定的态度吗?啊?”
  江水山怔住了,紧望着政委那亲切而又严峻的面孔,接着象个受了委屈的孩子,伏到桌上呜咽起来。
  团政委几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位战士的眼泪。他象父亲对孩子一样抚着水山的肩膀,疼爱地说:“水山,你不能任性,要好好想想。党的决定不是随便做出的,可以说,党知道他的战士的心情,比我们自己不差些……”他弯腰拾起地上的绷带,给水山绑扎。
  江水山推开政委的手,抽泣地说:“可是,政委!你在开头答应我,没有左手一样干革命,现在你又变卦了……要早知这样,我丢命也不丢手!”
  政委又给他扎绷带,口气深沉地说:“不,水山!我没变卦。我现在还认为,你能一样干革命……”
  “政委!”水山突然停止啜泣,惊喜地叫道,“把我留队?”政委沉思着,忽然说:“我先告诉你一个故事。你知道二营张营长吗?对,你认识,全团闻名的战斗英雄。去年,他的眼睛被敌人的流弹夺去了!试想想,这对一个人是多么痛苦呵!前几个月,他伤好后找人扶着来找我,见面就问:‘政委!告诉我,以后怎么工作?’这样的好同志,双目失明了,谁不心疼啊!我们安慰他,复员回村后能做多少工作做多少,生活有政府照顾……前几天张营长所在的县人民政府来信了。信上说,张营长回到地方以后,听说一些盲人以说唱或算命卜卦维持生活,他就想,把这些不幸的人们组织起来,宣传党的政策不好吗?于是,在组织的支持下,咱们这个杀敌的英雄张营长,过去连歌都不爱唱,现在学会拉胡琴、唱曲子了。他成了全区盲人宣传队长,把党的政策、战争形势编成小唱,走遍全区,到处宣传,作用很大!”政委停顿下来,扎好了水山的绷带,又感叹地说:“也许有人看不起这种事。张营长一开始和盲人们一起弹唱,也听到一些人的冷言冷语。那些人说,一位革命好多年的营长,眼睛都为打仗丢了,落到这样的地步,多可怜啊!可是张营长大声回答:‘不,我不可怜!不论做什么事,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点力,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光荣、最喜欢的了!’水山,你说张营长不是在革命吗?”
  “是!真是好样的!”江水山激动地回答。
  “你还对复员有意见吗?”
  江水山难为情地垂下头。
  “想通就好。”政委缓慢地说,“干革命不一定在军队,军队仅仅是革命的一部分,当然在眼前它确实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但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。如果没有解放区的巩固,我们就会失去后盾,失去支援,也就很难消灭敌人。”“政委,我听党的话,向张营长学习!”江水山从心里发出坚定的声音。他又恳求道:“我还有个要求,政委!允许我带走我那支枪。”
  政委笑着说:“你的枪已交新排长用了,这里……”他拉开抽屉,拿出一支带皮套的驳壳枪,“水山同志,这是组织对你的奖励,也是对你的信任!”
  江水山欣喜若狂地接过去,激动地说:“谢谢政委,感谢党!”他又难过地垂下头:“我刚才的情绪真不对头。”“我知道你的心情,不见怪。”政委慈祥地笑着,苦口地嘱咐他的战士……
  在疆场杀敌四年多,水山第一次回到母亲跟前。老母亲把干涩的眼睛擦了又擦,端详着长得又高又壮的儿子,喜得热泪横流。可是,当她抖嗦着双手从儿子脸上摸下来,揪住他左边那只空洞洞的衣袖时,老人浑身一震,一连摸了好几遍,接着又象明白了什么似的,问:“水山,你和妈耍么迷?”她还以为儿子象小时一样顽皮,把胳膊缩进去了。但话一出口,立刻醒悟那是错觉。她忍不住失声哭了。
  江水山没理会母亲的悲哀,轻松地说:“妈!抗战胜利了,我也回来啦,你还哭什么?”
  母亲不理,哭得更厉害。水山有些烦躁地说:“真气人!妈,有多少人为革命牺牲了,我要是也死了怎么办?少只胳膊没有关系,一样拿枪……”
  “住嘴!傻东西,不说吉利话。你不叫妈活啦!”母亲恼怒地哭喊道,瞅着儿子除了个小包外唯一带回的东西——腰间皮带上的驳壳枪,说,“你还没打够仗?鬼子都跑光啦,你再打谁去?”
  江水山握着枪柄,响亮地回答:“不,妈!日本鬼子完了,还有别的反动派。不但咱中国有,世界上还有的是。枪,我这辈子怕放不下啦!”
  复员回村快两年了。江水山的生活习惯、身上装束,几乎全和在军队上一样。开始他老穿军装,直到破得再不能穿了,才换上便衣。他留下一套半新的军装,只在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,或遇上节日、出门开会才穿。这已经是村里人都知道的江水山的习惯。那支驳壳枪是行走不离身,睡觉也枕着它。
  江水山回来后就当了民兵队长。他把民兵训练得真可以和正规军比一比。在全县的射击竞赛中,山河村得第一名。去年土改,他只要了一点地,可以勉强维持母子俩的生活。他是一等残废军人,但从不领残废金、救济费。按说,江水山可以不参加繁重的劳动,村里有义务给他代耕。但他回来后,立刻学着用一只手劳动,从干轻松活,到推车、掌犁,他都学着干,以至找人做了轻便的短杆锄、镢和锨,用一只手来使唤。为时不到几个月,他自己担负了全部劳动,不用别人代耕了。
  在别人眼里,谁也看不到江水山的苦累表现,只有他母亲知道,儿子是付出多大的代价,用一只手在劳作的呵!江水山的右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肿胀的,睡觉时身子只能向左侧着。那没全好的伤口,一累厉害就上火发烧,痛得全身沁冷汗。
  “水山哪!”母亲痛苦地说,“你这末不听话,人家干部说得好好的,不让你干重活,你就不听!”
  “妈,大家都为解放拼命干,咱好意思等着吃现成的吗?”水山不满地说。
  “怎么是吃现成的?”母亲反驳道,“你爹为大伙献了命,你又为……”
  “好啦,算你有功啦!躺炕上等人侍候吧!”水山生气地抢白母亲,“妈!你这思想……”
  “住嘴,你这傻愣子!”母亲哭了,“你妈养儿这末多年,就是叫你大了来气我,啊?”
  水山见母亲哭得伤心,感到自己的话太硬了,就放低声音说:“妈,别生气。你想想,我不干活怎么行?革命还没成功,咱们怎能松劲……”
  “别说啦!”母亲的心软了,擦着泪,看着儿子的身体,痛惜地说,“水山,妈糊涂是糊涂,可也知道分寸。养儿育女为着么?还不图个你们干正经事!你爹在世,净干些险事情,妈担惊受怕,可也没拦他。你当兵这些年,妈的心老悬在半空,不知抹了多少把眼泪,可也没有叫你回来的心思。你要是能干活,偷懒不好生干,妈也不依。可,孩子!妈看你那苦样子,心实在疼啊!这哪有叫妈受些罪好!”
  江水山不说话了,象是被母亲的话所打动。第二天天刚亮,母亲小心翼翼地起床做饭,心里欣喜地想,让儿子多睡一会,不要惊醒他。但等他做好饭到东房一看,哪里还有水山的影子?母亲吵过多少次,水山依然不听,母亲无奈,去告诉了指导员。
  “水山!”曹振德严厉地责备道,“你要再不听话,我要找两个人把你堵在家里,一步也不准出门!”
  江水山硬着嘴分辩:“大叔,你别听我妈瞎说,我一点事没有……”
  “还犟嘴!”振德抓住他的手,那手指肿得粗梆梆的。江水山难为情地垂下头,没词支吾了。
  振德激动地看了他一会,语重心长地教诲道:“水山!大叔知道你的心,你不愿吃闲饭,想为党多尽点力气。可是,孩子!身子也要紧,这样下去党也不依。听话,干点轻活,要不,么活也不让你干,民兵队长你也别当了!”“好,好!”江水山顺从地答应着送走指导员,回过身,脸色立时沉下来,生气地向母亲说:“妈,你又多事,再不许你去说!”
  母亲胜利地笑着回答:“儿子大啦,妈没法治,你的上级倒有法子。你去干吧,咱离你叔家是远点,可你妈的腿还没断!”
  水山甩着胳膊说:“我说没事就没事,我身子好好的……”
  “你这傻愣子,胳膊肿得那末粗还乱动!”母亲喝道,“快住下,上炕躺躺!”
  水山不听话,伸手抓住拴在梁头上挂东西用的绳子扣,示威道:“谁说胳膊肿来!你瞧瞧。”他一缩腿,打起了坠坠。“嗳呀呀,我的天哪!”母亲心疼地急忙扑上去抱着他,“快松手,快!”
  “你答应以后再不出去说,我就松!”水山倔强地瞪着眼睛。
  “老天爷!我怎么养你这末个儿!”母亲焦急地哭了,“快松手吧!妈不管你啦……”
  年老体弱的母亲,从儿子回来就念叨,要给水山说房媳妇。儿子大了,这是做母亲最重的一份心事,不见孩子成亲,她死也闭不上眼睛。母亲在儿子面前曾提过几次,得到的回答是那末生硬,使老人很伤心。
  “水山,你二十几岁的人啦,就不打算成个家?”“家?咱不有家啦!”
  “妈是说,你该有媳妇啦。”
  “要那干么?”
  “傻东西,人一辈子还能单身过?”
  “怎么不能?我这不过得挺好吗?”
  “唉!”母亲又生气又伤心地说,“挺好你就孤身光杆一辈子吧,你妈才不愿操这份闲心……”实际上,她为儿子担的这份心,却越来越重了。
  开完党支部会,江水山巡查一遍监视地主动静的岗哨,到家时,天早过半夜了。
  低矮的茅草屋,响着缓慢的纺花车子的嗡嗡声。屋里漆黑,为节省油,水山母亲早养成不点灯也能纺线的本领。江水山几乎每夜都工作到半夜回家,母亲就每夜纺纱等儿子。听到脚步声,水山母亲就点上灯。水山进屋说:“妈,给我点吃的。”
  “饥困啦?”母亲急忙从锅里端出热气腾腾的小米粥,送到孩子手里。
  水山坐在炕边上,贪婪地吃起来。
  母亲满意地咕噜道:“吃饭时外面象有勾魂的,吞不上几口就跑啦,这会又饿啦,找食吃啦!还亏了有个老不死的妈在家,唉!”等儿子吃完,她到炕角从包袱里拿出件衣服递给他:“快把那宝贝军装换下来吧!”
  水山接过一看,是件新做的黑夹袄,有些不悦地说:“你又找人给我缝衣裳啦,我不和你说过有穿的吗?”母亲含笑道:“不是外人,是你淑娴妹给你做的。她刚走不一会,陪我坐了好长时间,想再给你做双鞋。”
  江水山不由地瞅一眼脚上的鞋子,倒真的破了,心里奇怪地想,“我都没在意,她怎么知道我的鞋破了……”他没心思去找答案,把衣服向炕上一撂,说:“我不穿。”母亲气急地斥责道:“你就是火气大,俺亲闺女①不为你,帮亲妈做点针线还犯着你啦!快给我穿上。”
  水山解释道:“妈,我不是上火,我穿;我是说,这几天军装要留在身上。”
  “哦!”母亲这才醒悟,“又有大事啦?”
  “打反动派!”水山顺口回答。
  “你要走?”母亲浑身一震。
  “不走,收拾咱村的。”
  “啊,要斗争谁?”
  “还不到你知道的时候。”水山边说边把裹腿紧了紧,“妈,你睡吧,别等我啦!”
  母亲阻止道:“这末晚还出去?”
  没等她说完,儿子已消失在门外。母亲听着儿子越来越远的脚步声,叹了口气,吹灭灯火。于是,漆黑的茅屋中,又响起低沉缓慢的纺花车子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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